父親影集里的最后一張照片，是父親追悼會的照片。母親在照片下寫了一行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取的是莊子《大宗師》里兩條魚的典故。小水塘里的水干涸了，最后的兩條魚往對方身上互相吐著水沫，以求一點濕潤。人們感嘆這是多偉大的愛情呀！可是對魚來講，還不如讓它們快活地游在大江大湖里，而互相根本不用惦記著好。生死一別，父親回歸自然。

　　袁傳宓

　　生物學家，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1977年開始，袁傳宓教授帶領南京大學四位同事開始奔走于長江沿岸，追隨長江刀魚洄游的路線。這是中國學者拯救長江刀魚的首次努力。1981年，開始著手做長江刀魚的人工繁殖。

　　我父親死在美國的亞利桑那州，去世之前在夏威夷阿拉烏瑪海灣，用防水相機拍了一只紅黃相間的熱帶魚，身體扁扁的，像蒲扇，在海里煽動起一圈圈碧藍的波紋，逍遙自在。

　　父親在照片下寫著：“魚，魚，長江葛洲壩的魚是要到上游產卵的。”

　　父親像很多老人一樣到美國來看望他的兒女。沒來之前想我和弟弟想得很熱切。才到一天，就說：“我最多只能待一個月，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回去做呢。”我和我弟弟說：“您都退休了，那些重要的事情讓您的研究生做去吧。”父親說，“研究生威性不夠，沒人聽他們的。”我和弟弟就笑。父親唉聲嘆氣，但又堅決地說：“長江魚兒洄游的時候，我一定要走。”

　　長江魚兒洄游的時候，我父親從來都是要走的。這個規矩從上世紀70年代長江上建了葛洲壩開始。 我記得我父親的朋友老谷穿著一雙肥大的黑棉鞋，坐在我寫字時坐的小凳子上狼吞虎咽地吃一碗蛋炒飯，父親穿一件灰色的破棉襖唉聲嘆氣地在小客廳轉來轉去。

　　“壩上的過魚道沒有用?”父親問。

　　“沒用。”老谷說。

　　“魚不從過魚道走?” 父問。

　　“不走。”老谷說。

　　“下游的魚上不去了?”父親又問。

　　“我剛從葛洲壩來。魚都停在那里呢。”老谷說。

　　“造壩前，我早就跟他們說了，魚不聽人的命令的，魚有魚的規矩。”父親說。

　　“葛洲壩的人還以為他們今年漁業大豐收呢。正抓魚苗上壇腌呢。”老谷說。

　　“你快吃，吃了我們就走。”父親說。

　　我當時不知道他們要到哪里去，只覺得他們惶惶不安。像兩個趕著救火的救火員。后來我知道了他們帶著三名研究生去了葛洲壩，在那“過魚道”前想盡了辦法，長江的魚兒終于沒能懂得人的語言，也看不明白指向“過魚道”的路標，一條條傻呼呼地停在壩的下游，等著大壩開恩為它們讓條生路。

　　最后，父親和老谷這兩位魚類生物學教授只好帶著研究生用最原始的水桶把那些只認本能的魚兒一桶一桶運過壩去。并且，從此之后，年年到了魚兒洄游的時候，他們都要帶著研究生去拉魚兄弟一把。這叫作“科研”工作。魚兒每年都得洄游，于是我父親就得了這么一份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

　　我父親說，“我們這些教授，做的只能是亡羊補牢的工作。”

　　天怎么會塌下來呢？真是庸人自擾之。我們的這種好感覺來得無根無據，卻理直氣壯。

　　偏巧，我父親就是這么一個憂天的杞人。只是比杞人還多了一個愚公移山的本領——帶領徒孫一年一年移魚不止。

　　父親的追悼會是在長江邊開的，除了他的同事和學生，還有很多漁民。

　　我的父親叫袁傳宓。

江湖之變

常見魚類成了稀有品種

　　據建壩前調查，三峽庫區有魚類127種，多為特有物種，其中圓口銅魚、南方鲇、鯉、草魚、銅魚、白甲魚、鯽等都是常見魚類。2005年到2006年間，常見魚類種類下降為108種，部分喜歡急流性的魚類如圓口銅魚等數量明顯減少。曾經位列“長江三鮮”之首的長江鰣魚也已基本絕跡。久負盛名的“四大家魚”（青、草、鰱、鳙），魚苗產量驟減90％。在洞庭湖區，1997年到2006年間以每年近350噸的數量遞減，成為稀有品種。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數據顯示，長江流域的特有物種白鰭豚在1986年尚有300頭左右，2006年和2012年的長江豚類考察中卻一頭都未發現；同為淡水豚的長江江豚，在1993年有2700頭左右，2012年則僅剩1000頭左右，銳減過半。

　　1971年葛洲壩水電站的開工修建，使得中華鱘這種古老魚類洄游至金沙江一帶產卵的必經之路被截斷。上世紀80年代初，長江里大約還有2000到6000尾中華鱘，到2000年左右只剩下200到500尾。自葛洲壩截流以來，每年回到產卵場的成熟鱘魚下降50%-75%。

　　袁傳宓與研究小組成員（林金榜和秦安嶺）。（來源：長江商報）